【編者按】

我們相信，每一個收藏故事，每一個文化思考，都承載著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精神。我們致力于尋找、保護并傳承這些豐富的文化記憶，讓每一個角落的收藏故事都被聽見，讓每一份珍貴的文化探索都被尊重。在策劃方向上，我們注重獨特性、知識性和趣味性，邀請民間收藏家分享思想，向歷史大膽發問。在《民藏雜談》欄目，我們希望讀者能找到歷史的線索，文化的密碼，生活的智慧。所有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的個人觀點，與中國網中國民藏頻道立場無關。

文物鑒定是一門亟待完善與提高的技術學科

范勇

在中國，文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文物是中華文明的物質載體；也是數千年中華民族發生發展、延續傳承的歷史見證物；更是中華祖先留給我們后人的珍貴文化遺產——文化財富。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對中華文物有高度評價，稱之為“金色名片”。

從精神層面講，這些負載著優秀傳統文化的藝術精品，是我們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實現中國夢的精神支柱。

從財富層面講，流傳于民間收藏家中的海量文物，其極高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對于中國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有巨大的助力，是構成一個富裕文明國家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

按理來說，中國文物在國內應該得到非常好的待遇。但現實是，中國文物在國內目前面臨著巨大的困境，民間收藏的古代藝術品處境尤其艱難，許多收藏家是“端著金飯碗要飯”，手中的古代藝術精品，不僅交易不出去，就連捐獻給公立博物館都不可能。而國家回收征集文物則輕國內重國外，文博系統手中掌握的國家寶貴資金被用于境外文物的回流回購，不僅耗費巨額資金，回收文物的品質數量也有限，實際造成許多博物館面臨藏品匱乏的尷尬局面。

造成國內這種文博界和收藏領域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文物和古代藝術品的鑒定問題。

一、文物鑒定的現狀

目前的文物鑒定，可用一個詞“混亂”來概括。

首先是從事文物鑒定的人員構成混亂。

國內文博系統內本有派員構成的文物鑒定委員會，但他們不對民yi間文物進行鑒定（實際上也難以勝任）。于是，社會民間流傳的古代藝術品，收藏家手中的藏品，就成了缺少合法鑒定的物品。

眼下，對民間文物的鑒定，主要是由如下幾部分人員構成：國家文博系統（博物館和文物商店）、考古系統的退休人員，古玩商販，有鑒藏經驗的收藏家，拍賣公司的拍賣品鑒定師，司法鑒定中涉及的文物鑒定專家等。

在這些從事民間收藏的文物鑒定人員之中，良莠不齊：有的專家有人品，克己敬業，態度嚴謹；有的人人品與道德都很低下，唯利是圖；有的勤學多思，與時俱進，學有所長；有的混跡于專家之列，濫竽充數，信口開河；有的博學多識，眼力敏銳；有的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眼力低下；等等。這就造成了文物鑒定亂象頻生：一件器物，甲專家看真，乙專家看假，這件器物立即陷入窘境之中，不但價值大減，而且無人問津；更有個別所謂專家到處宣傳“造假的文物可以做得完全同真的一樣”，造謠惑眾，誤導群眾。

其次是文物鑒定的理念和依據混亂。

從事鑒定的人員所秉持的理念和依據也很混亂。

要么是“凡是派”：凡是科學考古出土地文物或類似文物可以承認，凡是脫離考古出土坑位和環境（墓葬、窖藏等）的文物，就一律否定；凡是民間收藏、流通的而公立博物館沒有的文物，一概不承認。

要么是“標型派”：將公立博物館藏品奉為圭皋，作為文物鑒定的“標型器”，凡民間藏品與之相比稍有不符就予以否定；沒有“標型器”可以比對的民間文物也一概否定。

要么是“臆想派”：懷疑中華先民的智慧，總以為中國文物精品少，破爛普品多，見了民間文物的精品就排斥；缺乏歷史知識，臆說古代官窯器生產沒有多余的，所有的殘次品一律毀壞，所以民間不可能有官窯器；或者是帶古董商習氣，總想把自己手中的文物古董說得珍貴無比，盡量地貶低民間文物，這不對那不對；或者想爭奪鑒定話語權，臆測或低估文物的存世量，“元青花只有三、四百件”“汝窯只有六十七件”“雞缸杯世上只有兩件半”的怪論甚囂塵上。先入為主的形而上學理念在當今的文物鑒定中比比皆是：諸如“故宮中都沒有的東西你怎么可能有？”“地攤上的東西怎么可能是真品？”“某某館的東西全假”“器物假得離譜”之類唯心先驗論，風靡一時。

再次是文物鑒定的方法混亂。

從事鑒定的人員所使用的方法也很混亂。目鑒和機檢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目鑒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眼學，現在常會見到奇怪的“鑒定”方式：

要嗎“以偏概全”，無論傳世還是出土的文物，皆套用鑒定傳世品的方法，以有否傳世痕跡來確定真假；以官窯的胎釉器型紋飾款識來要求民窯器或“官搭民燒”之器，如有差異，基本槍斃；以典型窯口之器的特點來要求同窯系器物甚至是偏窯口也要具備；以器物是否“開門”為鑒定唯一依據，認為老東西必有皮殼、包漿，玉必有沁色，瓷必有瑕疵（縮釉點、窯裂、色差、釉斑等），反之則一概否定；尤其“一點否定論”更是危害甚大，諸如古瓷，凡是畫工、紋飾、器型、胎釉、款識、鈷料等必須要與故宮或國博藏品相符，如有一處與“標型器”稍有區別，都要斷然否定。

要嗎“以人鑒物”，文物鑒定時拿不準，便通過“鑒人”來鑒物，如是權貴官僚之后，或者祖上曾是皇親貴族，或者巨富之家，其所持文物皆定位真品，反之則是贗品；如果某人的物品來自大拍賣行，一般也都會認可；如果是經某位權威人士或泰斗鑒定過的器物，再次鑒定粗略一看便過關。

要嗎以“流傳有緒”為借口來間接鑒定文物，凡是海內外世家傳存之物，一般都會認可；凡是來自海外回流文物，器物上打有火漆的，統統認可；對于來自公立博物館的藏品，一律視為真品，而對于來自民間的藏品則大多否定。

社會上做文物機檢的也很混亂，有人甚至以機檢來取代文物鑒定：有人不用國家科研單位所獲取的數據，自行一套，自己確定和采集檢測樣本，用自己主觀認定的器物數據來做檢測數據，如X熒光釉面分析儀（能量散射儀）檢測，輕率定真偽；或者是檢測取樣不科學，忽悠送檢者，如國內、香港某人的熱釋光檢測法，將宋元瓷器斷為距今三五十年，連數據偏差樹輪校正的誤差年代都不夠；更有不靠譜的所謂古瓷脫玻化分析檢測法，缺乏檢測數據隨意定論，等等。

文物鑒定的諸多亂象，給廣大民間文物的鑒定和收藏家們帶來了很大的危害，也嚴重損害了國家文博單位和系統的信譽。

這樣的鑒定亂象，不僅會給社會帶來不和諧，引發群眾不滿，更為嚴重的是，會導致國內大量的文物由于不被承認而大規模地流向境外，從而出現國家文化安全危機。同時也與中央文化興國的方針相去甚遠。

造成文物鑒定亂象的原因也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國文物鑒定從來就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也缺乏成為一個科學規范的技術學科的制度支持。

二、歷史上自生自長的文物鑒藏家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國。如果我們從商代鄭州商城中藏有夏代玉璋算起，文物鑒藏就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但是，我國歷史雖然悠久，文物鑒定卻并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更遑論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

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文物收藏只是帝王和王公貴族的特權，在這樣一個非常小眾的圈子里，當時從事所謂文物鑒定的專門家少得可憐；如有鑒藏的話題，那也只是一種君臣閑暇賞玩文物閑聊時的陪襯，涉及文物鑒定，也不過是他們自己摸索出來的認識。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文物鑒定家是在收藏玩耍之中自由生長出來的。

中國的文物鑒藏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文物鑒定的萌芽階段。商周以迄漢代以前，文物鑒藏局限于極少數人，此段時期，基本沒有文物鑒定的需求：帝王及王公貴族，其所收藏文物的來源比較明確，要么是祖上傳下來的，要么是自己喜歡的當代精美的藝術品（帝王及王公貴族專用品和貢品），如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器物。如果要說到鑒定，概念是模糊的，更多的是器物材質方面，商周認識和田玉料，是通過玉料的破斷面來識別的，對于璞玉即帶有包皮的玉料，卻難以識別，故有歷史上的那個有名的典故“和氏璧”，楚人卞和向楚王獻璞玉，結果玉工不識，卞和反被處刖刑；卞和沒有放棄，最終這塊璞玉被雕琢成價值連城的“和氏璧”。這個卞和，就是當時辨別玉材的高手。

到了漢代，由于漢代王公貴族嗜好文物收藏，漢文帝子劉武（漢梁孝王）的藏品甚至超過了漢景帝宮廷藏品。最近發掘的漢代海昏侯劉賀墓中也出有西周的青銅提梁卣、東周的青銅缶。此時盜墓成風，各諸侯國在自己封國境內大肆盜掘古墓，出土了不少以前未見過的文物；東漢三國時期，盜掘古墓風氣更熾，曹操專設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等軍官盜墓，孫權也不甘落后。此時文物鑒定的雛形開始形成：不僅要辨別器物材質，還要斷文物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戰亂不止，世道不平，但王公貴族之間的鑒藏之風仍綿延不絕。不過文物鑒定方面，幾乎沒有進展。

第二個階段，是文物鑒定的發生階段，即唐宋元明清時期。唐代由于古玩收藏的盛行，文物造假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文物鑒定才開始出現。如唐宣宗宰相裴休得到一件據說是春秋齊桓公所鑄的大鐵盎，他寶貝得不得了；后遇到高人，指出他所收藏的大鐵盎不過是一件贗品。鑒定文物真偽，似乎自此開始。宋代由于金石學的發達，文物鑒藏都有長足的進步：出于祭祀的需要，王公貴族對出土的商周青銅器禮器非常重視，同樣祭祀焚玉的禮俗，出現真玉、假玉（珉玉）之分。宋徽宗也曾多次在古物賞鑒會上和群臣碰頭，研討如何識別“真玉”與“假玉”。北宋精于文物鑒定者有米芾、李公麟等，米芾“精于鑒裁”古器物和書畫；李公麟“辨鐘鼎古器，博聞強識，當世無與倫比”。南宋有個名叫畢良史的，精于文物鑒定，被官員專門推薦給朝廷，解決了宋高宗收藏鑒別真偽的難題。當時社會出現相當數量的古玩商店（“古董行”“七寶考古社”等）；仿古器物開始增多，有人專做贗品冒充文物的，專門針對藏家；還有人自詡作假水平高，專門拿贗品要考那些自稱擅長文物鑒定的人（岳珂《桯史》）。元代精于鑒定文物者也有，著名的有陸友仁，“博鑒古”，并撰寫《硯北雜志》兩卷，記載所見、所鑒的古玩，為數不少。還有趙孟頫，不僅是著名書畫家，也是書畫鑒定名家。明代的董其昌、項墨林，清代的阮元等，都是水平很高的書畫古器物鑒定大家。

第三個階段，是文物鑒藏的發展階段。即清末民國至新中國時期（20世紀）。這個時期，文物鑒藏經歷過過山車一般地演變：清末民初，文物鑒藏這個歷來非常小眾化的行為，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擴大化趨勢；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文物鑒藏跌入低谷，21世紀文物鑒藏又進入更大的擴展時期，不僅收藏鑒定者眾，而且在市面上流通的文物、古玩數量巨大。

清末，由于清宮文物的外流，八旗子弟家庭的破敗，社會上文物開始流通，文物收藏遂有擴大的趨勢，與此相適應，文物種類也大有擴展，品種增多；加之仿古復古造假開始流行；古玩商為應對，文物鑒定便應運而生。客觀地說，古玩商特別是那些世家后代對文物鑒定這門技術學科的建立還是有所貢獻的，如趙汝珍的《古玩指南》等書，雖然粗疏，錯訛也不少，卻也自成系統，奠定了古玩（大部分是文物）鑒定的基本框架。民國時期，很少有高素質學者來從事文物鑒定這類工作，因為當時大量的自然科學、工程技術、人文學科新理論和新知識由西方潮涌一般進入中國，受到國內知識分子的熱烈追捧，國學不再受到重視，少許關注國學的知識分子，又被當時的考古發現所吸引，例如殷墟甲骨的發現，出現了因研究甲骨文而順帶文物研究的少許學者，著名的有“甲骨四堂”——王國維（觀堂）、羅振玉（雪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但他們側重學術，對于文物鑒定，并沒著力。所以，民國時期，文物鑒定大都是由古玩商來完成的；這與以前歷代鑒定家是知識精英的情況截然不同，宋代的宋徽宗、米芾，元代的趙孟頫、陸友仁，明代的董其昌、項墨林，清代的阮元等，本身都是藝術修養很高的藝術家或學者，他們在文物鑒定方面都可謂是大師。對于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地認識。

三、建立文物鑒定技術學科勢在必行

中國是一個具有5000多年文明的大國，文物多樣和富集，歷來受到國人的熱愛和尊崇。按理，新中國成立之后，文物鑒定應該成為一門受到歡迎的技術學科，但事實正好相反，文物鑒定成為一個極不規范而且被邊緣化的技術學科，文物鑒定缺乏人才培養，而且從事文物鑒定的相關人才也是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

為什么新中國文物鑒定卻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學科呢？原因有如下四點。

第一，社會和市場對文物鑒定人才缺乏需求。新中國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雖然受到重視，但受制于經濟發展的限制，大規模考古工作并不多，出土文物也有限；國家對文物管束嚴格，民間文物流通受到嚴格限制；因此，國家和社會對文物鑒定和人才的需求并不迫切。加之建國以來由于歷次政治運動的破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民間文物收藏進入一個斷檔時期，市場交易基本停止，與此同時，文博系統的文物鑒定隊伍也同步出現斷層現象。20世紀60年代北京文物商店始招一批學員學文物，包括鑒定，只有六人；20世紀80年代北京文博系統又招了一批十來名學員，學習文物知識。偌大一個中國，竟然只培養如此數量的民間流散文物鑒定人員，足見當時民間流散文物收購與文物鑒定的矛盾并不明顯，靠著舊社會留存下來的古玩商和新招的少量學員就足以敷用。

第二，文物鑒定人才培育的方式落后。民國時期文物鑒定基本上由古玩商把持的狀況，深刻地影響了今天中國文物鑒定的現狀。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文博單位文物鑒定人才匱乏，對外引進一些民國時期的古玩商和古玩店鋪學徒，他們成了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地方文物總店的顧問或員工。其中最著名的有孫瀛洲、劉九庵、耿寶昌、孫學海、李心田、喬德光等人，他們對新中國的文物鑒定事業是有貢獻的。不過，古玩商的文物鑒定，還是帶有一些缺陷：他們的鑒定標準，是依據所能接觸到的傳世品而來的；他們的鑒定方法，是個人自己鑒定的經驗和心得；他們文物鑒定的視野受到局限，多局限于明清時期常見的瓷器、玉器和字畫、雜項等方面；他們通常是以師父帶徒弟的方式，口授心傳來傳授鑒定經驗；由于他們的文化素養有欠缺，眼力有局限，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帶出來的徒弟，很難有超越師父的。加之受就業等影響，有些老專家只帶自己的子女與親戚為徒弟，這種近親繁殖的落后教育方式，又是受到文博管理單位首肯和支持的。

第三，沒有科學的學科規劃和科研教學體系。社會和市場對文物鑒定人才缺乏需求，文物鑒定以師父帶徒弟的舊式人才培育方法，決定了文物鑒定這門技術游離于規范學科建設之外。所以長期以來，我國文博系統隊培養文物鑒定人才缺乏動力，更沒有上升到學科要求。由于在文物鑒定上缺乏話語權，學界也對文物鑒定興趣缺失：雖然北大、吉大、南大、中大、川大、武大、山大、廈大、西大等重點高校都設有考古系，中科大設有科技考古系，但都沒有獨立開辦文物鑒定專業；復旦和南開雖然設有文博學院，但偏重文博管理和研究工作，對于文物鑒定依然缺乏獨立開設專業的能力。高校不辦文物鑒定專業，師資匱乏，學界注重學術研究以及畏懼、輕視鑒定技術等都是原因。只有到了20世紀90年代，情況才開始發生一些變化：隨著文物面世增多，面臨文物鑒定的迫切需求，國家文物局用開辦培訓班的方式來應對，集中部分專家，應急編寫出書畫、陶瓷、青銅器的文物教材，其中有部分鑒定內容。目前社會上從事民間文物鑒定的人員之中，有不少這類短期培訓學員。由于在文物鑒定人才培養上高校工作不到位，后果是嚴重的，致使社會和市場高素質且經過系統學習和實踐的文物鑒定人才嚴重匱缺。

第四，培養文物鑒定者的難度較大。文物鑒定，并非是任何人都可以從事的職業，而是一個知識含量高的職業，要求鑒定者具有歷史、考古、材料、工藝、美學、微觀痕跡等諸多方面的知識，職業準入門檻較高。掌握文物鑒定技能，并非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時間的實踐和經驗積累；需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即手中有研究樣品（自己有藏品，或者有藏家提供藏品，或者能經常通過博物館、古玩市場和文物商店等上手文物和贗品）做反復比對，探討研究；而且還要對文物科學檢測技術、方法、數據、優缺點等有基本了解。目前，目鑒（文物的時代特點、美學風格、工藝、材料、老化痕跡、微觀變化等人為觀察）與科檢還缺乏整合、規范。國家對科學檢測文物的工作早已開展，但其研究不夠理想，要么遲遲沒有結果，要么成果“躲在深閨無人識”，要么只能是博物館系統內部掌握，不對民間，如故宮和國博、上海硅酸鹽陶瓷研究所的科學機檢。應該說，目前國家文物機檢單位的科檢還不如人意，如上海硅酸鹽陶瓷研究所的古陶瓷數據庫還有盲區和欠缺，習慣于瓷片化學分析，而對于完整器物缺乏科檢實踐；故宮和國博機檢的數據那就差得更多。要知道，文物鑒定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工作，培養既懂科檢又有眼力的文物鑒定家是未來發展的必然方向。

以上諸原因，制約了文物鑒定技術的規范和發展。客觀地講，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文博系統的文物鑒定迄今還未突破民國古玩商的鑒定限制，未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學科。這也是造成目前文物鑒定混亂的原因之一。

文物中包含有古代藝術品，這些古代藝術品的流通和收藏又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文化管理部門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當前國內的文物現狀是，非考古發掘和盜墓出土的文物，不僅數量大，種類多，而且有許多從未面世的珍貴文物，民間流通的文物數量驚人，流失海外的文物數量也很驚人。這種情況，不僅對人們的思維帶來巨大沖擊，而且幾乎顛覆了學界的固有觀念和知識體系，造成人們對中華文物的認知混亂。要加強國家文物安全，保護中華文物這張“金色的名片”，首先要在文物鑒定上有所創新，不能再墨守成規，囿于舊有的文物鑒定理念，固步自封，傷害中華文物，所以，突破舊有觀念的束縛，完善和提高文物鑒定，甚至重塑文物鑒定學科，就顯得尤為必要。

目前亟需文化管理部門，將完善和提高文物鑒定技術提到議事日程上，需要做好以下諸方面的工作：

1.制定文物鑒定技術學科規劃和發展綱要；

2.設置文物學和文物鑒定研究課題，提供相應課題經費；

3.在吸收文物鑒定名家和收藏界中的資深藏家參加的基礎上，集眾人所長，結合科學檢測數據，重新編寫或完善各類文物鑒定的教材，作為人才培養的理論基礎；

4.依托高校，培養具有較高文化素質、有理論有實踐的文物鑒定后備人才；

5.統一文物鑒定標準，所有國家科研機構有關文物的科檢數據都予以公開；

6.國家文化管理部門應該建立一個面向社會的文物和古代藝術品鑒定的機構或平臺，綜合運用目鑒、科檢等手段，承擔起破解眼下文物古代藝術品鑒定困局的任務。同時為各高校教學提供實物依據。

應該看到，當前著手完善和提高文物鑒定的時機和條件也在逐漸具備：《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即將頒布，國家決定對民間博物館收藏的古代藝術品和國有博物館的藏品一視同仁；對民間收藏的古代藝術品視為善意收藏（他們本是為國分憂而收藏，否則流往境外的出土文物和古代藝術品會更多）；過去專家只能鑒定傳世文物的格局被打破，一些專家對出土文物的鑒定已經頗有經驗；民間藏家的鑒藏經驗也相當豐富，社會對文物和古代藝術品真偽的辨別能力整體有所提高；司法對文物的鑒定技術也日臻成熟，愈加具有裁判的權威性（有了司法鑒定的介入，專家水平的考評，相關文物的爭議，也就不是難題）。

中央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提高到戰略的高度，提倡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共識。在這一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大歷史背景下，完善和提高文物鑒定技術學科，搭建面向全國廣大收藏家、熱愛中華文明的海內外人士的民間文物鑒定機構或平臺，可謂是正逢其時。

（范勇為四川大學博物館研究員、考古學系兼職教授，經授權轉載于中國網 · 中國民藏頻道）

作者：范勇

編輯：楊俊康

審核：蔚力